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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演进沿着两条清晰路径展开。一是重构多元平等的学术格局。过去五年，中国通过系统性努力推动全球学术生态趋向均衡。一方面，大力打造自主平台，如世界中国学大会、世界汉学家大会等，吸引全球顶尖学者参与。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学术成果“走出去”，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支持超过1000项中华学术著作外译；《习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英文版等影响力日益扩大。发起“世界中国学研究期刊联盟”，旨在整合全球研究力量，回应西方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二是大幅提升学术话语能力。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需求显著提升。中国学术界积极提出原创性概念并将其转化为学术命题，借助国际平台推广中国方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军认为，从“引进来”为主到“双向互动”的升级，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主动性、主体性与战略性的系统性跃迁，这得益于政策引导、机构改革、人才培育与技术赋能的协同作用。

　　近年来，中国在设置全球性与前沿性议题方面，实现了从“参与”到“引导”的质的飞跃。在生态文明领域，中国主动向国际社会传播习生态文明思想，展示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成就与担当。在法治领域，随着国家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步伐，学术界对“涉外法治”这一原创性、主体性概念进行深入阐释，引发国际法学界广泛关注，形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同样，在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法论坛上，中国学者与国际同行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国际法”概念，引领了国际法理论的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表示，这标志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学术界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角色，正转变为在越来越多领域拥有话语影响力、传播力、解释力乃至主导力。

　　通过有组织科研、有组织出版、有组织传播，中国学术的前沿声音得以更有效地在国际舞台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陈迎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通过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搭建高端平台和贡献全球议题，正在实现从被动跟跑到积极引领的角色转变。在她看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扎根中国实践，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同时，对西方的有益概念也应秉持开放态度，为我所用，焕发新的光彩。

　　传统的汉学（中国学）研究格局正在改变。过去，西方学者多运用自身框架解读中国，易产生“文化过滤”和“语境错位”，而国内研究有时囿于本土视角。如今，中外合作正在改善这一状况。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锋介绍了“37个汉学家理事会+21个海外汉学中心”全球协作网络。这一网络使中外学者能够基于真实的本土场景共同设置研究议题，实现了从“单向解读”到“双向对话”的范式转变。中外合作不仅打破了研究壁垒，聚焦实践需求，还催生了“世界汉学与中国学”这一新的学科增长点，推动了研究范式从“单一学科”向“交叉融合”转型。

　　国际合作交流在培养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双向人才培养机制，中国着力打造专业化学术队伍。一方面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加大本土学者“走出去”力度。国家留学基金委设立专项支持访学，近五年来已有数万名学者出国交流。在刘军看来，这些学者在国际学术组织中赢得更高话语权，也为双向互动搭建了坚实桥梁。陈迎对此深有体会。她认为，国际合作是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人才的重要途径。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对话，学者们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化本土问题研究，又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研究、学者互访等实质流，使中国学者能直接接触国际前沿，同时向世界阐释中国经验。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周颖刚认为，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应对技术革命冲击，倡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的国际合作，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国际大数据分析平台。另一方面，中国应凭借自身优势，在国际舞台上从“世界工厂”向“全球秩序塑造者”转变，提出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全球治理方案。关键抓手是开放并吸引更多国际学者研究中国经验，同时中国学者也应更多研究他国经验，共同凝练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